历史人物一旦被贴上标签，后来的人往往只记住最简单的那一面。李德就是如此。很多人提到他，第一反应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是湘江血战后锐减的红军人数，是那个被遵义会议撤掉指挥权的外国顾问。 可开国上将陈士榘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却反复提醒身边人，别把李德只骂成一个草包。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着队伍走的老兵，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翻看《红军长征回忆录》中“草地分兵”那一章时，枯瘦的手指停在书页上，说出了那句让许多人意外的话——“别再骂李德是草包了，那年在草地上，他扑向李特枪口时，我看见的不是洋顾问，是个敢拿命护着革命的汉子。” 这句话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出自一位亲历者，而它所指向的，是一个几乎已经被历史定性的人物。 李德到底犯了多大的错 要理解陈士榘为什么替李德说公道话，首先要正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这一点，陈士榘本人从不否认。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1933年，他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抵达瑞金，博古对他言听计从，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交到了这个从未在中国土地上打过仗的外国人手中。 问题很快就暴露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李德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经验，摒弃了此前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原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要求红军“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与装备和兵力都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广昌一战，红军以三万兵力硬撼数倍于己的敌人，伤亡惨重。中央苏区从鼎盛时期的三十多个县，最终只剩八个县。 长征初期，李德的指挥同样造成灾难性后果。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陈士榘当时是红一军团侦察科长，亲眼目睹了那场血战——一个连的战士刚冲过浮桥，桥就被炸断，剩下的人抱着木板漂在江里，被敌人的子弹扫倒。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撤销。李德从此成了红军队伍中一个处境尴尬的人：既曾是发号施令的“太上皇”，又是被架空的外来者。 这些错误，白纸黑字写在党史里，谁也无法否认。 草地上的那一扑 真正让陈士榘对李德产生不同看法的，是1935年秋天发生在草地上的那场冲突。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支队伍合在一起，本是力量增强，但双方对下一步行动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上旬，中央率右路军先行北上，队伍走出草地后在巴西一带宿营。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一队骑兵追了上来。李特奉张国焘一方之命，要劝回跟随中央北上的四方面军将士。他骑在马上，冲着队伍喊“跟张国焘主席回去”，几十名骑兵挡住了道路。 队伍一下子乱了。跟随中央北上的队伍中，有不少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听见老长官的喊话，脚步开始犹豫。双方都荷枪实弹，局势一触即发。这不是普通的争执——如果枪声响起，红军内部就可能出现真正的武装冲突。革命队伍一路打外敌，难道要在分裂中先打自己人？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李德冲了上去。 李德个子高大，力气也大。他拦住李特，两人发生拉扯，随后摔进泥水里。李特情绪激动，手已经摸向腰间的驳壳枪，周围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在这个瞬间，李德从侧面扑住李特，把对方的手臂和身体一起死死勒住，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枪口和中央领导之间。李德和李特同为留苏背景，李德用俄语直接与李特对峙，厉声驳斥分裂行为，反复强调红军绝对不能内讧，必须服从中央集体决议。 现场的亲历者阎捷三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场景：正是李德冲上前，用几句话和身体稳住了场面。 毛泽东随后出面，让李特一方按自己的路线南下，也劝双方不要把事情推到无法回头的地步。李德听到指示后才松手，手腕被划伤，血和泥水混在一起。 当天晚上，陈士榘看到李德独自坐在火堆边。他递过去半块青稞饼，两人没有说太多话。李德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如果刚才开枪，死的会是自己人。 陈士榘为什么说“他不是草包” 陈士榘对李德的评价，并不止于草地上的那一扑。 遵义会议后，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陈士榘后来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听过李德讲战术课。在课堂上，陈士榘看到的李德，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傲慢。他换上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站在黑板前用粉笔写板书。讲到一些战术原则时，他会停下来，结合红军自身作战的成功例子来分析，甚至说“诱敌深入不是胆小，是让敌人自己钻进口袋”。他熟悉德国军事理论，能够讲出许多红军将领此前没有接触过的现代军事术语，对步炮协同等战术问题有系统的讲解。 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一贯信奉毛泽东，但谈起李德时“印象并不坏”。陈士榘认为，李德确实犯过严重错误，却不能简单扣上“草包”的帽子。他的判断是：李德可以“知彼”，却没有做到“知己”。他能够分析对手的作战思路，甚至提前判断国民党军队可能采取的行动；但他不了解红军自身的实际条件——缺少重武器、兵员流动大、补给困难，只知道